我们的“既定方针”便是各自吃过六两馒头（星期日两顿饭）以后等锦红来带我们去美术展览馆。锦红，女，年己三十，身高一米七五，鹅蛋脸，动作者练利索，具有丰富得可疑的学识和经验，和无疑是全班中最高的威望。比较起女生，她更喜欢和男生在一起。虽然她的婚姻状况同样可疑地是一片空白，但没有任何人敢在背后议论她，因为一提到她，连最调皮的蚂蚱也觉得自已被镇住了。
湿了地皮的柏油路是多么美丽！湿者诗也。湿路面反映出一个个的影子就像一首首朦胧诗。特别是一串骑自行车者的影子，那种参差而又飘拂的移动，那种失重者邀游太空的自由，就像电子琴奏出的《彩云追月》。于是金铃唱起了《青春啊，青春》。“我不喜欢这支歌儿。”我马上声明。金铃瞪了我一眼，唱得声更大了。他的嗓子确实有那么一丝丝像金铃。“我喜欢这支歌！我最喜欢这支歌！”蚂蚱挑战似的宣布，一边说一边一跳一跳地向我冲来，好像准备为这个歌儿与我决斗。“讨厌！这个歌儿听着就讨厌！”当意识到我现在以一比二处于劣势的时候，我就大喊大叫起来了。
“算了，换一个歌儿吧！”锦红大姐挥了挥手。“为什么？”金铃不解地看着她，好像看着一个新的不等式。
“青春啊青春，美好的时光，”我愤怒地怪声怪气地学着唱，“贱贱的，甜得发腻！你听着这个歌儿，就好像咽下了一块口香糖！口香糖，本来是只兴在嘴里嚼一嚼，吹吹泡儿的！他把咱们哥儿们的青春当成泡泡糖了，放到他的嘴里，用舌头舐过来、舐过去，嚼扁了，又噗叭吹成一个大白泡，你听了一个响，傻小子就鼓起掌来了。你这一鼓掌，他就把那块嚼过的胶姆糖嘴对嘴吐到你的口腔里，青春啊青春，你再这么一扭，咯噔，咽到肚子里去了！”
依我的雄辩真应该派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大使。看来起床前的悲观情绪是太片面了。大家都对我的口才表示惊异，连锦红也发出首肯的微笑。金铃自知难以取胜，便说了一句：“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蚂蚱又抨击了我一句：“狗掀帘子——全仗着嘴！”算是捞回了一点面子。
和解，嘻嘻嘻嘻。改唱《乌苏里江船歌》和“那正月里开的是海棠花……”新华书店建筑工地，脚手架、混凝土搅拌机和塔式起重机。粮店招牌上写着议价小磨香油、芝麻酱、花生油、玉米油、花生米、绿豆、赤豆、黄豆和面包、切面、饺子皮、馄饨皮。挖好了的植树坑和运来的四季常青的树苗，预告着更美好的明天，可惜算不准成活率。商店和橱窗里有压力锅、落地式台灯、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和昆仑牌黑白电视机。民航站营业处门口的一位服装整齐的交通警正在指挥一辆装满即将上天的旅客的轿车驶出。到处弥漫着潮润清凉鲜嫩而又怯生生的空气。我们的肺里、心脏里和每一粒细胞里，都弥漫着春雨的分子。
美展的白楼房有点忧郁。只有在晴空下它才是耀眼的、高高在上和不可一世的，而在毛毛细雨里它像一堆正在融化的雪人。门口的收票人员粗声粗气，接票的时候不肯正眼看我们一下，却扭过头冲着十尺外的一个什么女人大叫：“馊不了！听我的没错！”天鹅绒上剪贴的“第×届美术作品展览会”几个大字非常潇洒，写这个字的人肯定不食烟火，没有参加过统一招生考试也没有插过队。几盆万年青的墨绿色的叶子提醒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雅和文静的大地，我为自己的粗俗而深深懊悔。
我们进入了展览大厅，迅速地被各种美术作品吸引了去。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又想停又想走。停与走的矛盾乃是看一切展览的基本矛盾，而在这一基本矛盾中，走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走就散开了，实际上各有各的偏爱的作品。金铃立刻就被一幅题名为《练》的油画吸引住了，画面上是一位健美的女运动员，她弯着腰系鞋带，尽善尽美地显示出她的修长的四肢和舒展的身材。画家一定是一个狡猾的人，他为他的画幅取了一个正经得一字千钧的名字。金铃当然最喜欢这样的画了，所以他喜欢唱《青春啊，青春》。抓住长江的却完全是另外的内容和形式。那幅叫做《伯乐》的中国画触目惊心！一匹瘦马和一个只剩下了一身瘦骨的干巴老头儿，伯乐发现了千里马，热泪里充满了幸福。为什么长江那样激动？他以为自己是千里马，为找不着伯乐而愤懑吗？无聊而又无用的老式伤感，这种伤感的牌号比张小泉剪刀的牌号还要老两千年……但不，长江不是一个咋咋唬唬的人，为什么他不该或不会是另一种悲哀呢？以他的谦虚与克己，他肯定是为自己并非千里马而感到对伯乐不起。对于世界，他很容易满足，唯一不满足的是对于他自己。“比‘四人帮’的时候强多了！”这就是他对我们的一切牢骚怪话的唯一的反应。邵夫子茫然、木然，他对美术本来毫无兴趣，他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可看的。他来这里完全是为了“不脱离”本宿舍的“群众”。蚂蚱正在冲着一批彩墨花卉犯傻，娇媚的荷花，火热的梅花，玲珑的睡莲和放纵的菊花，他都喜欢。他喜欢一切鲜明和强烈的东西。锦红看过几遍了，她不慌不忙，走在最后面。我明白了，她在考试，她在观察我们的趣味，也观察其他的参观者。一个驼背的、深度近视的老头儿总是用难懂的广东话问询：“这张画是什么意思？”看来他需要掌握每幅画的论点和逻辑。一个女青年一边看美术品一边织着毛衣。一个大汉在展览厅正中旁若无人地打了一个喷嚏，他的样子很有自信，有什么法子呢？既然春雨带来了春寒，春寒夹杂着春雨。
看展览对于心智和灵魂都是一次冒险。带着仅有的十块钱去百货公司是性质颇为相近的另一项冒险。有一次我带着钱和布票去买一件上衣。但我一进商店就觉得头晕眼花了。杏仁巧克力和陈皮李，床头灯和家用温度计，三色圆珠笔和人造革活页夹，塑料熊猫和削水果皮的小刀搅得我喘不过气。卖五金电料的售货员笑容可掬，她一招呼……得，上衣没买成，却买了莫名其妙的桅灯和密码锁。
所以我带着提防的神情看每一幅画、每一幅木刻和每一件雕塑。我默默地走在那些美丽的颜色、美丽的线条、美丽的阴影中间，微微有点伤心。我想起了一九七八年那件使我几乎垮掉的经历。
一九七八年七月期终考试刚刚完毕，我给家里写了信说是暑假不回去了，到省城上大学才刚刚半年嘛。我和长江到锦红家里去玩。锦红给我们端来了一盘白糖拌西红柿，然后给我们讲述她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四次借串连为名周游全国的事。然后我们讨论西湖风光，瞎子阿炳，毛选五卷上为什么有一处把“干净”印成“干尽”，啤酒为什么供不应求和李双江与李光羲两个男高音的唱法的异同优劣。后来我们谈得累了，锦红打开录音机为我们放了一段她在部队时用“电脑”作的曲子，听得我和长江都呆头呆脑，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不错，不错。”然后，锦红给我们找了几本画册。
我到今天还记得那本画册最初给我的印象。封皮的四个角磨烂了、磨卷了三个，封皮上发出一股油乎乎的哈喇味儿，好像它的主人的职业是卖炸油饼。封面上写着“春天”两个大字，一看到这两个字我就想到挖鱼鳞坑、栽树苗、拖拉机夜间耕地和二牛抬杠的古老的犁，我还想到连刮四十天大风，嘴唇干裂，新菜下不来顿顿吃生了牙的土豆，鸡蛋开始大量上市和化了冻的土路上的深深的辙印。“春天”两个大字下面是两行小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青年美术工作者油画作品选。”五周年？就是说一九五四年，我还没有出生，那时候我在哪里呢？我不相信那时候我就是一个零。这么大个子，这么欢蹦乱跳、满腹牢骚、如火如荼、乱七八糟的一个大小子，怎么可能当初是个零呢？我开始翻这一本画册，但并没有兴趣，摆出的是一副冷眼旁观、藐视一切的老油子劲儿。
忽然，我的眼前一亮，心里头一亮。好像一间锁了许多年的黑屋子，突然门窗大开。天光阳光霞光水光火光电光，全照进来了，东风西风南风北风春风秋风，全吹进来了。这幅画的题目叫做《湖畔》，占画面三分之二的是波光粼粼的湖水，这不就是我的那个湖吗？瞧这每一条波纹和每一点光斑，瞧这水里的蓝天！小时候，我在这儿打水漂儿，我冲着湖水喊叫：“一个小孩写大字，写，写，写不了……”我们这一代人都会念这一首没有意义的、没有办法解释的童谣，该不是“现代派”“意识流”的童谣吧？究竟什么时候，就长成了这么一个大个子呢？除了个子一无所有的大个子啊！湖水边是一株垂柳，老树上长满了鲜嫩的枝叶，老树新技，光阴荏苒，我年已十九了矣！小时候，我觉得十九岁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成熟、多么无所不能而又无所不有的年纪！树下是一个年轻人的背影，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简单的背影，但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笑什么，他在欣赏流连什么，寻求等待什么。小时候，我曾经在湖水里寻找小鱼，小虾，蛤蜊，青蛙，仙女变成的天鹅，孙悟空变成的螃蟹，会拔萝卜的小白兔，会说话的金丝鸟和密林深处的神秘的小房子……然后，这一切都完了，湖水里映出来的是一个高举着拳头的红小兵，敬祝着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那时我盯着湖水，心想湖里会不会冒出一个杀人放火、害死了公社的牛、狼狈逃窜的地主？那我就一定要和他搏斗，把他扭送到公安派出所。然后我失去了湖水，我得到的是漫天的风沙。但是如今，我怎么又坐到湖畔了？这摇荡的波纹和甘美的、混杂着一点生命的腥味儿的气息，这交织在我的脸上和身上的树影和湖光，这年年发出新枝的早已老态龙钟的垂柳……什么，要辣椒糊不要？不，别忙，请等一等，你看这里写的是什么，杨恩府，可是木易杨，报恩的恩，政府的府，杨恩府他是谁？为什么我认识他？他是——我爸爸！
是的，我要辣椒糊，这是我的爸爸，不，我不要辣椒糊，这不是我的爸爸。吃面条了，然而我仍然心神不宁。收音机里在播送刘心武的小说，窗外传来了推着小车卖油盐酱醋的小伙子敲梆子的声音，长江吃起面条来terlo，terlo，辣椒糊已经催出了脑门子上的汗珠。锦红盯着我，她问：“你怎么有点五迷三道？”
我说：“我是说那张画，那张叫那个《湖畔》的画儿。”
“不错，”锦红很高兴，“那是这一册里画得最好的一幅，好就好在那湖水，每个人都可以从这湖水里看到自己的幻想，自己的愿望。你说是吗？长江？”她转头去问长江。
“是这样的。那湖水是很清的。”
“那么，你看见了什么呢？”
“很少，很少。”
“但是很明确，门门功课优秀，然后考研究生，当博士，然后你夫人给你生一个大儿子。”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你呢？”
他们的对话好像是两只蚊子在哼哼。我只听得见声音，却听不出意思。
“你呢？”
这是在问我么？我一惊，咬面条的牙齿咬麻了自己的舌尖，“我想，暑假我还是要回家，我要看一趟我的爸爸。”
我回答完了，好像才从回忆中明白了锦红方才说的一句话：“那是这一册里画得最好的一幅……”画得最好，画得最好，锦红的声音凝结着和反复着，我感激得几乎哭出来了。当，当，当，时钟在打点，当，当，当，火车站的钟也在报时。
我爸爸是个什么样的画家呢？我坐在咕咚咕咚地响着的火车上想。那是一九六六年，我七岁。我早就盼着上小学了，三四岁时爸爸就给我买了一个小挎包，每天早晨我就背上挎包（包里还装着几本小画书）假装要上学去。从一满七岁，家里大人和亲朋好友就像齐唱一样地赞道：“快当学生了！”可一九六六年暑假过去了，不招生——停课闹革命。
于是爸爸把我带到他的画室里。那时候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被人家革命或者革人家的命去了。但是画画的人从不歇着。爸爸从早到晚恭恭敬敬地画像，汗珠子摔到地上顾不得擦。锣鼓喧天，进来一队红卫兵姐姐。领头的那个多好看呀，俩小辫撅得高高的，噘着小嘴显得挺厉害。她们一律穿着新新的草绿色军装，胳臂上别着大红袖标。她们站齐了念语录，爸爸赶紧站正掏出了语录跟着念。别看我还没上学，我也已经学会上百条语录了，我知道会背语录和会唱语录歌是天底下最光荣的事情。我高高兴兴地和她们一起念：“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边念一边看两根犄角一样的小辫一挺一挺，然后，她们宣读了一项什么“十万火急通令”，说是有一幅叫做毛主席和孩子的画，画里有反动标语、反动符号和反动形象十几处。然后，她们纷纷喊叫起来，责备爸爸画的领袖像上只有一个耳朵：“这是什么意思？胆大包天！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偏听偏信！”我听了她们的话往墙上一看，确实，所有的标准像上都是只有一只耳朵。太可恨了，为什么只画一只耳朵呢？我的爸爸是一个反动的家伙吗？我应该怎么样和他斗争呢？我觉得又可怕，又新鲜，又有趣……红卫兵姐姐们当场要求爸爸为画像添上另一只耳朵。
标准像只能见到右耳朵，这是因为那是一张微微侧身的头像。左脸颊只能看到颧骨和腮帮子一线，耳朵被这一条线挡在后面了，当然看不见。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一点，我觉得红卫兵姐姐们提得很有理，本来人人都有两只耳朵嘛，为什么只画一只？什么意思？于是，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爸爸为主席像添耳朵。可怜的爸爸呀，看他那个为难劲儿吧，他的脑门子上全是黄豆粒大的汗珠，好像是他没上麻药却叫人拔掉了一颗牙齿。他浑身哆嗦，好像是刚打过针，而针头断在了他的屁股蛋子里。他还是努力地画了，他增加了一只耳朵，画在了毛主席的颧骨上，还没有画完，大家都怔住了——谁想到这只耳朵加上去竟是这样一幅怪样子！“我有罪……”爸爸吓慌了，他低下了头，不等别人按脖子，自己先做出一个“喷气”的架式。他的腿在瑟瑟地发抖，他的脸灰白无血色，这时候，谁要是咳嗽一下或者向他吹一口气，他准保就会趴下的。
红卫兵姐姐们面面相觑。为首的人皱起了好看的小眉头。第二个人涨红了脸，她的一颗痦子一跳一跳的。第三个人哟了一声。第四个人嘴噘得可以挂上一个油瓶。第五位眼睛里只剩了眼白——好可怕呀，我吓哭了，而且我知道，爸爸已经是反革命了。
窗外传来了高音喇叭的鸣叫声，汽车的轰轰声和振臂高呼声。梳小辫的红卫兵姐姐指着爸爸含含糊糊他说了一句大概是“要老实点”之类的话，就把我们丢开了，她喊了一声口令，整整齐齐地冲杀出去了。
火车继续朝前走，越过了一棵树又一棵树，一根电线杆又一根电线杆，一道河又一道河，一块田又一块田。餐车服务人员卖饭来了，我要了一碗挂面，馊馊的，几片带着厚皮的肥猪肉，乘客们一面吃一面骂，我脑子里又浮现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场面。头一天上午是考数学，几何题我做得还差不多，代数却是一塌糊涂，我想起来学代数的那一年因为妈妈生病，又因为爸爸叫我帮着他盖一同小厨房，请了好几次假，就更加烦恼。交卷以后己近中午，说好了爸爸送饭来的——下午还要接着考政治——但在校园里我找不着他。原来，考场所在的这个学校门口，有一个民警站岗，不准闲杂人等进来。天下着雪，冷风阵阵，我走到校门口，啊，我看到了这么多望子成材、仁立雪中的爸爸，这么多可怜的爸爸哟，我的眼圈湿热了。在这些爸爸当中，就有我的爸爸。说来惭愧，我可没有一个体面的爸爸呀！他身高不到一米七，长长的下巴像一个锅铲，头发推短了更显出脑袋长得不方不圆不正不匀称，有点罗圈腿，又有点八字脚，还爱缩脖子……说来令人伤心，就为他这个德性，我还哭过呢！那是小学时候，有一次开家长会，爸爸就这样邋里邋遢地去了，和同学们的心宽体胖的、大块头的、双眼皮大眼睛一笑两个酒涡的、穿毛哗叽料子和坐小汽车的爸爸们相比，他寒碜得让我哭了！
就是这个爸爸，在我考大学那天站在校门口，站在风雪里，提着一网兜的烙饼卷烧羊肉，等着我。他的帽子上、肩膀上、后背上已经是厚厚的一层雪，他忘了扑打……他看见了我，看见了我那阴沉的脸色，不知道是问我的考试的情况好还是不问的好。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巴结我，把吃的递给我，我嫌饼凉，饼硬，咬了一口，又嫌羊肉太咸，烧的时候放的花椒太多，可就当时我也知道，这点羊肉用了我们全家一个月的肉票……我为什么那样不懂事呀？我们为什么有权利轻视和折磨我们的爸爸？爸爸的手冻得通红，鼻尖冻得通红，脸上流着的不知是雪水、汗水还是泪水。他低声干气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行军壶，壶里装的是带着他的体温的糖茶水，然后，他又哆哆嗦嗦地从衣袋里掏出来两块包装精美的杏仁巧克力。我来了气，我不但拒绝接受这额外的热量和营养，而且抱怨说：“从小就光知道给我吃糖，我的牙都烂了，可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学习，家里一有事就让我请假，‘书读多了会变蠢’，您也是这样说的呀……现在倒好，招生制度变了，又恨不得让我给您考个状元！您还说：‘小龙没有问题。’您怎么知道没有问题？问题大了！我告诉您，上午数学不及格，干脆就是零蛋，这个大学我不考了……”
就是这样一个渺小的和慈祥的爸爸，一个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显出过任何才气和灵感的、除了画宝像以外只会给样板戏电影画广告画的爸爸，一个为了买一斤羊肉甘愿排两个小时的队的爸爸，难道是他在二十四年以前画出了那样明丽和温柔的图画？难道他的心里曾经有过青春、新绿、湖光、追寻和幻想？在快到达我的家所在的M市车站的时候，我盯着对面行李架上的一个捆得歪七扭八的、用乡下粗布裹着的行李包，忽然想到，那位《湖畔》的作者杨恩府，不过是与爸爸同名同姓罢了，否则爸爸怎么会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些画呢？
“爸爸，《湖畔》是您画的吗？”
“嗯？胡什么？我不认识。刚下火车，心火大，晚上咱们包馄饨，噢，酱油也不多了，还需要点虾米皮、冬菜和霉干菜。紫菜也是麻烦，塑料包里紫菜干净，可是不香，零卖的紫菜味儿冲，可全是砂土……”爸爸一面和妈妈研讨着晚饭的烹调，一面往一个大草篮子里装瓶子。我的天呀，到处是瓶瓶罐罐，装酱油的，装醋的，装二锅头的，装料酒的，装卤虾酱的，装泡菜的，装雪里蕻的……
爸爸提着五个污秽的玻璃瓶子出门去了。妈妈端起了洗衣盆：“小龙，把内衣快快换下来，你怎么脏成了这个样子？离家才半年，你身上都有了味儿了。”
“那是卤虾味儿和泡菜味儿！”我抗议道，“妈，您能不能告诉我，爸爸二十多年以前是不是画过一张画，叫做《湖畔》的，有湖水、柳树和一个青年？”
“画过又怎么样？你看看你那个衬衣领子，这哪像个大学生？”
“那真是爸爸画的吗？”我有一点激动了。
“美术学院的学生嘛，高山和大河，草原和海，都画的。《湖畔》是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画的。可你到底脱不脱脏衣裳？唉呀，洗衣粉不够了，忘了告诉你爸爸打醋的时候带洗衣粉来，咦，你怎么了？”
“我……去……换衣裳……”我转过了头，忍住了泪。
晚饭以后，乘着妈妈去刷碗，乘着爸爸坐在自己打的、不成样子的“土”沙发上吸烟，我对爸爸说：“我看到了您五十年代的一幅画：《湖畔》，我挺喜欢它。”
爸爸正在津津有味地吐烟圈，他满足而又平静。妈妈刷碗，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和倒水的哗哗声。灯光照在玻璃窗上，映出我和爸爸的形影。爸爸怔了一下，好像完全没听见我在说什么，好像他的思想游走到了什么别的地方，然后，他一动，不知为什么把他最喜爱的“饭后一支烟”的烟头，放在鞋底子上蹭了一下，灭了火。他有点结巴地问：“什、什么？你看了湖、湖畔？现在还有人保存着那玩艺儿？”
什么叫那玩艺儿呢？我不解地看着他，他的局促不安只有那么一小会儿，然后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应该说是带着嘲弄意味的声调问我：“你喜欢？”
我点点头，好像有一点电流通过了我的全身，我想起了这位画家是怎样给颧骨上加耳朵……
“唉，”他叹了一口气，“那是上一辈子画的喽，”他笑了，好像在说什么俏皮话儿，“幼稚，肤浅，单薄，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多大意思……”他一口气说出了一串自贬的话，轻而易举，“嗯，你期末考试成绩怎么样？下学期能不能申请助学金？你们的宿舍是不是朝阳？”
我不信教，我也不懂古代史，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被钉到了十字架上。然而，我却感觉到，我正在体会到被钉子钉到身体里的滋味。不过，扎出来的并不是血，我像一个皮球，被扎了洞，泄气了……
然后妈妈刷完了碗，问我们喝茉莉花茶还是喝凉白开水。然后爸爸打开了收音机，是关学增在唱北京琴书，内容是批判“四人帮”诬蔑别人是“唯生产力论”。然后是邻居的一只黑白花加肥敦敦的猫拨开门进到我们家来，妈妈说应该把它轰走，爸爸说可以不轰，因为头一天晚上睡觉听到顶棚里响动。可能有耗子，然后妈妈征求我的意见明天早晨是不是吃炸馃子，明天中午是不是吃懒龙，明天晚上是不是吃芝麻酱蒜拌茄泥。然后来了一位客人赵叔叔，然后是倒茶，推让，炒葵花籽和端来葵花籽，赵叔叔和爸爸谈了他们所在的电影发行公司的头头儿可能换人，以及换人可能带来的利弊影响以及关于即将评级和调整工资的一些传闻，葵花籽皮扔了一地。临走的时候爸爸托赵叔叔给弄一张自行车票，赵叔叔托爸爸给联系一下他的女儿转学。然后收音机里播送板胡独奏大起板。然后妈妈绕着弯儿向我提出一堆问题，原来核心是想摸一摸我们班女生的情况和我与这些女生的关系。我故意说起锦红，二十八岁，她爸爸是干部，至今问题未做结论，而她既要过饭、卖过冰棍又周游过全国，参过军，会用电子计算机作曲。妈妈目瞪口呆，又拼命看着爸爸，爸爸却嗫嗫嚅嚅，嘴里好像含着热茄子。然后收音机里改播国际新闻，好像是约旦王国又出了点什么事情，而猫就在这时把暖水瓶碰翻了，嘭的一声巨响，水银玻璃化做碎片，热水流到了地上，妈妈喊了起来，并乘机对爸爸大发怨言，全面否定……然后我们就寝了，我瞪着顶棚，耳边却是火车轰轰的声音，身上十分沉重，好像血管里流的不是鲜血而是鳔胶。爸爸快睡熟的时候忽然大叫了一声，我一惊，然后他的细长的鼾声和妈妈的低沉的鼾声配合在一起了。像两位男女混声合唱家的二重唱，和谐，天衣无缝……